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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诗人余光中!他曾说:当我死时,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时间:2019-05-08 09:52 点击:
2017年12月14日中午,传来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先生辞世的消息。余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他的90大寿,以及他最后一次接受电视专访,海峡卫视台湾特约记者都

《他们在岛屿写作Ⅰ:文学大师系列电影》_余光中,逍遥游(部分)

诗坛翘楚余光中

1.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想起了许多事情。”余光中说他读过、写过、译过相当多的抒写火车的诗,他最喜欢的是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这一首。探究一下余光中的内心世界,抑或是那一声凄苦长啸的汽笛,唤醒了诗人绵长而沉重的记忆吧。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诗人如是说。

余光中记忆深处铁轨上的第一颗铆钉,当是九九重阳节。1928年的重阳节,美丽的少妇孙秀君偕同亲友攀南京栖霞山登高眺远,动了胎气,次日凌晨产一男丁。族人命名“光中”,光耀中华之意。他很自豪自己的生日,那毕竟是个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余光中得意地自称为“茱萸的孩子”。

再见,诗人余光中!他曾说:当我死时,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然而,记忆又像铁轨那样凄冷。

往事知多少?童年的花瓣还未尽绽放,却被战争的硝烟骤然卷去。“故国不堪回首”,烙在余光中记忆中最深的印记是做亡国奴的悲哀。炮声一响,父亲旋即随机关撤往武汉。母亲携着九岁的余光中随着逃亡大军从南京城里到常州乡下,旋经陶都宜兴、太湖渔村,萍飘四处。

为避日寇追捕,他们母子或藏身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或躲在路边败垣残壁的阁楼上。绝望之中搭乘一条运麦的民船逃往上海,孰料民船撞上了宝丹桥,翻舟覆顶,幸大难不死,总算到了上海滩,寄居在法租界友人的屋檐下。

余光中要上学了,租界是洋人的世界,要学洋文,只靠母亲为他做英文启蒙教育。烽火三月,幸而接到万金家书。远在重庆的父亲希望他们去团聚。次年,由水路经香港,绕道越南,再由昆明辗转万里始到山城重庆。

江南少年的余光中成了川娃子,他进了由南京迁来的教会学校青年会中学。校舍是借用的破败的民宅,但他在这里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

战时书籍匮乏,他向一位同窗借得一本《英汉大辞典》,强闻博记,恨不得鲸吞。一次富家子弟们聚首斗阔,余光中好胜挤入“露一手”,他问谁知道一个英文单词最多有几个字母。无人敢接招。余光中一口诵出“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二十九个字母,语惊四座。

那时,余光中学业偏科,考语文,他帮同学;考数理,同学给他打掩护。不知何因,他对地理的兴趣特浓,爱读地图,以至形成他终身收藏地图嗜好;同时,亦钟情天文、绘画和翻译。后来翻译了《凡·高传》,博得盛名。

国人八年浴血,终获正果。抗战胜利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归故土。1947年他高中毕业,同时报考北大、金陵大学,双榜题名。余光中为依母膝,他选择了金陵大学外语系。

1947年他滞港辍学一年。1950年就读台大外文系。在文风颇盛的台大,他成为黎烈文、赵丽莲、曾约农先生的高足。

大四的那年,余光中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他恳请梁实秋作序。而梁实秋潇洒,竟以一首三段格律诗充之。余光中怏怏,斗胆上门宣泄怨绪,说先生的诗没有针对自己的集子写。梁实秋很大度,淡然一笑,说以后再写一篇书评弥补吧。梁实秋果然践诺,写书评,对余光中的诗作中旧诗的功底和对英诗营养的一并汲取的创作方法予以肯定。他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线路。”

余光中一直称梁实秋是“恩师”。他为梁实秋八十七岁华诞编了一本《秋之颂》,1987年梁实秋突然西去,次年梁实秋冥寿日,余光中在梁墓前,三次点火将五百七十八页《秋之颂》焚祭,祈祷恩师在天之灵。

由此,余光中正式开始他的文学之旅,七十年代他如日中天,虽未达“诸葛大名垂宇宙”之望,但真正地“光耀台湾”了。

此时的记忆对余光中来说,又像火车汽笛那样昂扬、激越。

后来,余光中与友人共同创办《蓝星诗社》杂志,参与现代诗的论战;再后来他“文化充军”,三度赴美,在爱荷华大学创作班深造;拜美国当代名诗人佛洛斯特为师……一路拾级而上,终成大器,光耀中华。

再见,诗人余光中!他曾说:当我死时,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2.

满亭星月

余光中说他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年少气盛时他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乃至人类整个文化,好一个“千手观音”。其著译林林总总排列案头,犹如风光无限,满亭星月。

透视他的生活和家庭,亦可堪称星月满亭。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位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朋友中唯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年,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的,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与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者,很会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与后生。

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把他当作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在他退休后仍热情挽留,作为学校的“门脸”,每遇事不如意,一打余光中牌,便无往而不胜。而余光中自己“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他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但他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他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翻。学生们都说,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

他是诗文大家,一次饭桌上论道,他说菜单是诗歌,账单是散文。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

由于他德高望重,出书索要序言的人如过江之鲫,他一面发牢骚:“奇怪了,我又没跟人借钱,怎么一下子出这么多债务,永远都还不清呢?”他嘴上是这么说,但是行为上却是在不厌其烦得写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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